对厕所的厌恶,也许是全世界最广泛的共识。公共厕所,更是个充满尴尬和矛盾的空间。这里充斥着文化中对排泄物的抵触和恐惧,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容易被激化,平常不被察觉的社会问题亦无所遁形。
北京有逾1.4万座公共厕所。通过这些局促的公共空间,或能管窥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们甚少去直面的角落。
被嫌弃的角落
北京较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可溯源至上世纪50年代。1949年后重建,以及彼时各地青年进京支援建设,都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带来剧烈变化,公厕作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也是其中之一—纵然这个角落经常因为难登大雅之堂而鲜少被谈及。据地方志记载,50年代,北京为解决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取缔了大部分露天厕所,而后统一建设简单砖墙结构、无隔挡的沟槽式公共旱厕,也称作“官茅房”。
早期的胡同里,民宅多自设户厕,但因其时户厕卫生条件欠佳,市政管理部门又于六七十年代间,陆续填平大量胡同户厕,并以街坊公厕取而代之。当时,早晨、睡前上厕所经常需要排队,邻里之间借此相互寒暄打发时间,“开会”谈论社会大事。有建筑师形容,当时的公厕空间成了集体生活的一个象征,以简约和功能主义作为设计主调。
随着技术发展,70年代中期,市区里大部分的旱厕改为水冲式公厕,清理方式也从人工处理改用机械化抽车收集。在旱厕时代,人们会用刺鼻的福尔马林清洁公厕,对许多胡同老居民来说,这种呛鼻子的气味是一种集体记忆。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铺开,加上要为1990年举办的亚运会作准备,北京部分地区开始建设高档次公厕。同一时间,国际上开始对公厕问题,以及其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在国内,1987年,当时的建设环保部发布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标准,订立“适用、卫生、经济”的设计原则;按照人口密度划定公厕服务范围;同时推出I/II/III类建设标准,在对外开放游览点,需要建设I类厕所,亦即设置和管理要求较高的厕所。
也是在那时,独立式便器和厕位隔挡开始广泛应用,但如果厕所空间有限,如北京的胡同深处,则通常不设挡板。
90年代初,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公共活动日益频繁,但管理水平滞后,表现之一就是公厕数量不够,“高档次”的公厕又通常要收费,对公厕的诟病常见于国内外媒体报道。因此,国内城市相继推出公厕卫生标准,不过当中以苍蝇只数作为卫生情况评定标准的“限蝇令”曾因标准含糊、条件苛刻而引起争议。到了1994年前后,随着“首都公厕革命”的提出,北京又开始新一轮的公厕改造。
新世纪后,北京在2003年经历非典疫情,又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公共卫生和大型国际活动成了改进厕所的主要推动力。“以人为本,符合文明、卫生、适用、方便、节水、防臭的原则”——人性化设计的要求被写在2005年版的建设标准中,并对无障碍设施作出详细规范。
最新的2016年版建设标准中,加入了“第三卫生间”的设置规范,即单独设置的无性别限定的大空间厕间,以方便有需求的人。
藏于城市布局中
一般来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公共厕所就越多。横向比较国内城市,北京位属前列;纵向比较,北京市政公厕数量呈先升后降之势。市政管理委员会资料显示,1959年北京有市政公厕1049座,十年之后增至3000多座。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北京市政部门所管理的公厕将近7000座,2000年以后维持在5000座左右的水平。
直观一点,也可以用每万人公厕数这个指标——北京市政公厕从1990年前的每万人10座,下降至2016年的每万人3座。厕所数目减少的原因有很多,公厕土地用途改变、其他厕所替代市政公厕等都有可能。
城市发展初期,公共厕所主要由市政部门建设和管理,而随着不同的社会、商业力量的加入,购物商场、餐厅、加油站等场所都会提供公厕,但此类公厕可能会对使用者有所甄别。
目前,北京有市政公厕5398座。而所有公厕加起来,就一共有14667座(2018年高德地图POI数据)。
14667座究竟够不够?根据住建部的相关规定,城镇里每2500至3000常住人口就要设置一座公共厕所。2017年,北京大约有2171万人,算下来需要配置公厕至少7200多座。从总数来看,是合格的。
但这一个数字,尚不能完全解答厕所够不够这道题,还需要加上空间维度去理解。很多时候,问题还是出在布局上。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谭欣等人,基于互联网地图数据对厕所空间布局的研究:同样是比较常住人口和公厕数量,若以街道为分析尺度,会发现北京约两成(53个)街道的公厕数量达不到住建部标准,主要位于海淀和朝阳区。
公厕最紧缺的街道是永定路、北七家镇、常营、马连洼和燕园。但北京同时又有十分之一的街道厕所配置过多,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浪费。
城市活动当然不会静止于某处。白天,人们总是往商业活动集中的繁华街道汇集。北京市公厕设置标准要求在主要商业路段公厕的间距应小于300米,还需要考虑到对早晚高峰的缓冲。这份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范围内基于人群活动的公厕布局有待完善:
人流密集但公厕不足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包括西长安街道、东花市街道、海淀街道、学院路街道、三里屯街道。也有少部分位于北京周边地区的中心街道:例如昌平区的城北街道,通州区的北苑街道、玉桥街道,大兴区的清源街道。
这些街道,住在北京的人听起来都耳熟,不是商业中心,就是快速城市化的地区。
用公厕的人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公厕政策经历四次较大的变化,也有人称之为四次“厕所革命”。但北京公厕服务尚难言完善,翻阅最近一年的媒体报道,厕所除了有前述分布问题,还存在臭味、环境脏乱差、设计不合理、资源浪费等缺陷。
诚然,北京公厕建设管理的标准经过几次迭代后,已有所细化和改进。但标准只能规范硬件,除了硬件,人的行为也很影响公厕的使用效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下称“创新中心”)副主任钟芳和团队,自2015年起开始将使用者放到系统中去理解,通过观察北京不同地方的公厕,找出人群分布和使用习惯,思考需求,以期将空间和设备改造得更理想。这些被忽视的日常,是他们的观察所得:
当真正了解使用者的习惯后,钟芳团队发现厕所升级不一定要大工程,也可以是增加扶手、饮水机之类的小改造。“但都一定要先以基本的卫生和便利作为条件,”钟芳补充道,起码要无臭味。
公厕里的矛盾
如果问北京最令人头疼的公厕都在哪里,要数城市中心、老城区的胡同里。在那里,公厕是公共场所,也是当地居民居所的延伸—囿于空间和管线分布紧张,北京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填平胡同大院里的户厕,多数居民没有私人厕所,只能使用尿盆和街道公厕。
老城区里,东城区是北京公厕密度最高的行政区。41.84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有市政公厕1339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7座厕所。然而,钟芳也指出,东城区是故宫、天安门、前门的所在地,现有公厕既要保证居民使用的便利度,也要应付游客的需要;同时,区内过半街区属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没太多空间建设新厕所。
据北京日报报道,东城区在2017年下半年启动了公厕改造项目,计划在两年内改造区内914座老旧公厕。创新中心受东城环卫委托,参与东城区公厕改造的设计部分。按计划,该区要在2018年底前改造300余座公厕。
8月的一个周五,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故宫博物院东侧,南池子大街上游人如织。长安街上的游客拐进这道南北走向的街道后,如有需要,通常会使用最接近路口的、位于皇史宬档案馆西门旁边的临街公厕。
这天,创新中心的研究员夏南到此实地调研,正好赶上公厕中午使用高峰期。局促闷热的空间里,有人排队,有人洗手,有人忙于照料孩子,然后又匆匆离开。厕所管理员向夏南反映,“这真不是一般的地儿,客流量特别大,一天从早上6时一直忙到晚上10时。”
对于游客来说,这个空间再不舒适,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但对于附近平房大院里的居民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
夏南带着设计方案,到附近院子里进行入户调研。当被问到公厕状况时,居民首先会回答“没问题”“挺好的”,追问之下,就会诉说得更清晰一点—做得好的是环卫管理员,但厕所还是会有些小问题,空间不够,人又太多;厕间扶手不足,不利于老人家使用。一个细心的阿姨,甚至能察觉到隔板材质并不防水,不利于清洁。
对此,钟芳如此理解:文化使然,人们往往避免谈及厕所,也甚少察觉到自己的需求,所以面对这些问题,会一时之间回答不上来。
一般要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居民才会透露一些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他们认为游客和“街道上一些人”的使用习惯不好,不顾卫生,破坏厕所环境,也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
厕所问题从硬件的不足,演化成人群之间的矛盾。如此情况,十多年前早已有之。2005年北京宣武门一座位于工地旁的公厕,在门口贴上“不允许施工人员使用”,因涉及歧视而受到广泛批评,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
研究厕所文化的人类学者周星,曾在研究论文中写道,媒体和公众对于公厕卫生状况的指责,通常指向使用者(城市的基层人群),认为后者欠缺“公德”,却较少指出管理方面的问题。由此,厕所问题成为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往往容易成为人们歧视乡下人/外地人,以及城里人/本地人优越感建立的依据。
而作为设计师的夏南则认为,居民跟游客各有需求,难以同时顾及;临街公厕这个功能不单一的混合空间,变成一个矛盾激化的空间。
“游客没有一种在借用别人家的厕所的感觉,”一名参与调研的社区营造研究生观察到。由于游客只会在厕所里短暂停留,并不会参与厕所的维护,甚至默认厕所的脏是理所当然,要想改变游客的使用习惯,调和他们与居民之间的矛盾,实非易事。
预计到今年冬天,这些厕所将改造完成,防滑地砖、扶手、保暖材料石墨烯等都会按需求加上,厕所硬件的改善,也许能为居民带来更多便利。不过,厕所那毫不张扬的调性,注定了它不会成为焦点。
参考资料:
《基于互联网数据的北京城市公共厕所空间布局现状研究》
《“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
开篇公厕插画及解说部分:《On Public Toilets in Beijing》、《北京公厕的历史变化与启示》《60年卫浴:公共与私密的流转变迁》
相关建设和环境卫生标准文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钟芳和团队口述以及使用者口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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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嘉慧
编辑:章靛
插画:陈嘉慧、黄桅
设计:张婧冉、陈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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